1962年拍摄《伊万的童年》时,刚刚从苏联国立电影学院毕业的塔尔克夫斯基在苏联电影界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此前他的毕业短片《压路机和小提琴》在学校受到盛赞,被他的老师称为苏联国立电影学院的骄傲,大概就是由此他得到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信任,接手拍摄了一半但无法进行下去的《伊万》,影片根据米哈伊尔 × 波波夫的短篇小说改编。当时只剩下一半的摄制经费,而塔尔克夫斯基不仅拒绝此前拍摄的所有镜头,重写了剧本,还把整个摄制组连同演员都来了个大换班。塔尔克夫斯基成功了,《伊万的童年》拿到了最具权威的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可是那个金狮塔尔克夫斯基见都没有见过,上级扣下了《伊万的童年》得到的所有奖杯。因为塔尔克夫斯基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甚至感到那么点震颤和恐惧。
首先,影片的画面充满了真实感。这是一部黑白电影。其实无色的世界往往是更真实的,它去掉了一切的附着和修饰,只剩下事物赤裸裸的原貌,这就是本质,是我们不自觉地会用整个灵魂去审视的本质。什么是战争?塔尔克夫斯基告诉我们它是昏暗,它是沼泽,它是泥浆,它是废墟,它是失掉翅膀的风车,它是老人风中飘动的白发,它是一张张注明绞刑和枪毙的死刑宣判书,它是战壕边倒毙的十字架。的确,战争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那些对战争狂热,渴望经受人生重大洗礼的人们看到这些朴素而真实的画面会作何感想,在这样混沌、黑白的世界里难道那些所谓的英雄的世界就会有什么色彩和光彩可言吗?战争就是残酷,就是灾难,根本没有什么光荣。每一次伊万伴随着惊叫从梦中惊醒,整个银幕都会充斥着他那张稚气、惊恐、警觉、坚毅的脸,他瞪大的双眼,眼睑下的两团比睡前更加浓重的黑色都直射入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色彩,只有明暗,但我们却从伊万的眼中读出了许多许多他所承载的无法说清的东西,那一刻,我们怎么能不被撼动,这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只因为他在战争中。
在战争片大量涌现的时期,《伊万的童年》却受到了国内电影界上层的抨击,它与那些单纯甚至是歪曲地宣讲卫国战争的光荣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的战争影片是如此地不同,因为在这部影片中,面对战争的人们是如此的真实。
什么是英雄,什么是英雄主义,也许英雄就只是个神话。人就是人,英雄主义不是人的本性,人不该强制自己,强制他人成为一个英雄。年少的伊万是逐渐从英雄情怀走向悲悯情怀的,这是他真正的成熟,这种情怀往往出现在一个人的生命将尽的时刻,而此刻出现在一个少年身上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可悲了。
伊万曾被中校形容为一个可怕的、坚强的少年,他仇恨敌人,甚而注视一个不熟悉的战友的眼光都是防备与警觉的。而后,坚持不肯退出战争的伊万的第一次出逃来到一片废墟。那位抱着唯一与他相伴的大公鸡寻找钉子,叨念着要为母亲烧茶的老人第一次触动了伊万,使他幼小的心灵中除了仇恨又增添了一丝忧伤,他对这些因战争而受到折磨的苏联人民是产生了悲悯情怀的,他在井边留下了面包和罐头。渡河之前伊万是安静的,他眼中连大义凛然的神情都没有,而只是淡淡的忧伤。默默打理行装的三人此时的神情和感受是一致的,切黄油的何里不知为何出了神,停下手中的刀子,卡利非竟然莫名地放起了唱片,何里断然阻止了他,并对他说:“你疯了吗?”在我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害怕被人发觉,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地如此悲伤的歌曲会使本已有着不安的预感的三人丧失勇气。走过战壕边的十字架,经过被吊死的侦察员的尸体,在沼泽地里,卡利非问伊万:“怕吗?”曾经轻蔑地告诉卡利非自己毫不惧怕战争的伊万此时的回答是:“有点儿。”这个即将独自前往敌区的少年此时唯一的想法是要埋葬两位同行,他应该也在想着不知有没有人会来埋葬自己。有了种种不幸预感的伊万终于也从悲悯自己的同行到了悲悯自身,由于开始想到自身的安危他才会有种种不幸的预感,不幸的预感使他对自身更加悲悯,由于悲悯自身使得他希望两位侦察员能够安眠于黄土之下。最终,伊万怀着他的悲悯情怀走上了不归路。
从英雄情怀到对同胞的悲悯,对同行的悲悯,直到对自身的悲悯,伊万的思想演化过程似乎是反崇高的,倒退的,但这却是一个少年心灵的回归。塔尔克夫斯基这种大胆的对人性、人类的似乎是超乎当时的社会常理的关注与揭示,确实是会让人震惊与反思的,也是会让一直在努力将民众的思想向某个方向引导的政府感到反感的。
塔尔克夫斯基是诗意的,但他的诗意又是残酷的,他总会让观众随伊万一同从诗意的梦境回归真实。伊万前两个梦境都是美妙而恬静的,却都随着一声惊叫从噩梦中惊醒,关于女孩、雨、苹果和马的梦是优美平静的,醒来后伊万要走上的却是不归途。影片结尾最后一个在泛着光芒的海滩上奔跑的梦境竟然是以一棵枯死的树作结,这是否是在预示着伊万生命以及梦境的最终完结?
诗人都是热爱绘画艺术的,塔尔克夫斯基也不例外,他没有忘记在他的影片中运用绘画,然而当伊万欣赏德国人留下的画册时,他却不知道他抚摩的骑在马背上的瘦男人正是《启示录的四骑士》中的死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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